1968年4月,张万年因在军中表现优异,迅速获得晋升,成为广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。仅仅两个月后,他再度晋升,担任了127师的师长。127师这个部队番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具有光荣的传统,其前身是党的首支武装——“广州大元帅府铁甲车队”,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精神象征意义。因此,能够让张万年来领导这支部队,显然是上级对其的重用。然而,令人疑惑的是,尽管张万年一直保持着快速晋升的势头,到了127师师长这个职位,晋升的速度反而减缓了。直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,他才得到了再次的大力提拔。那么,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张万年在127师的领导岗位上暂时停滞呢?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他与127师政委关光烈的搭档关系。
张万年和关光烈虽然都来自四野,但两人的背景却有很大的不同。张万年从战场上一步步拼搏而来,先是在山东战役中杀敌,再到东北作战,最终南下直至1949年成为英模,曾亲自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。而关光烈则并非典型的战场英雄。他在东北参军后,虽然也有参与作战,但军事经验远不如张万年。关光烈的最大特点是有文化,且非常擅长写作,因此他经常承担起部队中的宣传工作。他为那些不识字的指战员代写家信,逐渐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声誉。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,军事任务减少,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愈加突出,关光烈因其出色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,被部队提拔,最终被调往中南军区。1955年,军区改制后,关光烈被任命为军区党委秘书,负责会议通知和记录工作。
展开剩余72%1959年,关光烈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——他被调到“林办”担任秘书。当时,四野司令员因健康原因需要一名秘书,而关光烈恰巧被选中。通过一番工作上的表现,关光烈迅速获得了司令员和叶夫人的信任,从广州被调往北京,并开始了与林办的紧密工作关系。在林办,他主要负责起草文件,协助处理政务,并成为秘书中的佼佼者。到1965年,关光烈向“林办”提出请求,希望返回部队,经过批准后,他被调到43军127师担任副政委,并在三年后升任政委。
张万年和关光烈在127师正式搭档,合作非常和谐,双方并未出现什么冲突。关光烈的能力得到了许多军区领导的认可。然而,1971年9月8日,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打破了这一平静。当时,正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关光烈接到了北京的电话,说是首长有事找他。由于自从离开“林办”后,他和上层的联系并不频繁,且此时的召见十分敏感,关光烈心中充满疑虑。虽然他不敢直问,但还是前去请示了上级的军政委王文德,王文德也觉得此事有些蹊跷,但仍建议关光烈前往北京。抵达北京后,关光烈得知,原来接待他的是林公子的父亲。林公子起初给了关光烈一份任职令,说是要提拔他为43军政治部主任,表面上看似一份“甜枣”。但接下来,林公子要求关光烈提供一些敏感的军事装备,包括火焰喷射器、火箭筒等。关光烈立即警觉,询问这些装备的用途,然而林公子并未给出明确回答。此时,关光烈毫不犹豫地以“级别不够”拒绝了这一请求。
回到部队后,关光烈并未透露在北京发生的事情,虽然心中充满疑虑,但他不敢轻易透露任何细节。直到9月23日,军区突然通知张万年和关光烈去郑州开会。到达后,他们被专人接送至指定地点,并开始了实质性的隔离审查。在审查过程中,张万年毫无问题,坚决支持组织的决定,而关光烈则如实陈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,表示自己并不知情。关光烈还特别提到,“我连我的老婆都没告诉,我怎么能告诉他?”并为张万年的政治立场作证,坚信他没有任何问题。关光烈的态度令组织对张万年放心,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,确认张万年无误,最终让他继续担任师长。
然而,这次事件显然对张万年产生了隐性影响。尽管他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成功翻身,但此后几年内,张万年并未再次获得大力提拔。关光烈的事件则持续没有结论,直到80年代审查“两案”时,关光烈被定为“同伙”,并被交由原单位处理。1981年,武汉军区军事法庭判定关光烈有期徒刑10年,刑期从1971年开始计算,关光烈很快获释。此后,他被安置在洛阳,开设文物商店,并与许多老战友保持联系。2008年,关光烈因病去世。
回顾这一段历史,关光烈在晚年曾对为什么没有及时交代自己去北京的事情做出解释:“当时事情来得太突然,谁能知道会变成这样?我明白上面的关系复杂,离开中央机关多年,我不可能直接了解内幕,乱碰乱撞会弄得更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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